看呐,那25岁以下的“数字青年”-焦点中国网

25岁以下人群,是从出生或者孩提开始,就已经被数字化设备和互联网包围的一代人。对于这样的青年,我们称之为“数字青年”。生活在不同地域的数字青年,呈现出完全不同的特征。在中国,包括“北上广”在内的国际化大都市,和一线省会城市,数字青年已经逐步和全球对接;而在二三线城市,数字青年则体现出另一种特征:互联网的“亚文化”。

代际矛盾,在这一人群身上,将更为明显。而ICT技术的深层次融合,尤其是互联网应用的差异化,反而使得数字青年更难以在短期内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

社交网络带来转变

对于“70后”甚至“80后”之前的人们,仍然会通过自上而下的社会模式,来获取所谓权威信息。媒体通过分析外界信息,并予以提炼,将观点输送给这一代人,换言之,信息是通过系统性的解析之后,所得的内容。

而对于现今的数字青年,社会系统很难再继续过往模式:用一个旧有的框架和认知模式,去约束他们。面对旧有框架,数字青年的第一反应,并非接受,而是质问“为什么我要接受”。

和前辈乃至前人对比,文化冲突是较为有趣的现象:当占据社会主要位置的年长者,看到新一代人,对一切都予以疑问和排斥,尤其是对前辈的信仰不予认同时,总是试图用历史来证明自我的正确性,并让年青人接受。

在互联网阶段,信息高度发达化,所有的信息和声音,都会被青年们接受,包括相互矛盾的信息和声音。解析不再是系统所能完成的,而成为个体自我解析的过程。这就是社交网络体系的互联时代。在这一时代,所有的信息都以原有姿态呈现,哪怕这些信息是相互矛盾和相互抵触的,而个体则自行完成对这些信息的解析。

年青人越来越多地,不再关注官方渠道的新闻。因为,通过好友转发的内容,尤其是新闻性内容,每个人都在帮助他人进行信息过滤,同时也在接受其他人的信息过滤结果。社交网络导致信息在有同样爱好的人之间,不断回荡。这使得个体会认为,周围都是他的朋友,乃至整个社会,都跟他保持了同样的观点。通过青年们自己的沟通和传播,数字青年得到他们自己年龄段所感兴趣的内容,而对其他内容,产生了近乎屏蔽的效果。

因为所有的网络节点并未改变,这使得看似仍然自由流通的信息,已经在群体内形成了更强大的内部联接。而当内部联接很多、外部联接很少时,多数的内在信息得到了强化:和数字青年兴趣点相同的信息会被强化,让他们认为世界就是如此的;和他们兴趣点不同的信息会被弱化,并最终消失掉。

这种群体的出现,带来的另一个结果则是“极化现象”。思想的极化,是社交网络的鲜明特点。尤其当相同的人汇聚,有相同的观点形成,无论年青人还是成年人,线上还是线下,人们都更加容易选择“站队”。

在这个潮流来临之时,无论社会试图或者努力做好充分准备,都会感觉到是仓促应战,握有话语权的年长者们,已经或将会意识到,很难做好研究和应对的实践。而现实是,即便整个社会应对不足,包括数字青年在内的所有人,也仍然会被这个潮流裹挟,形成数字青年们自己的特点。

在根本上,社交网络只是工具,它不会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或者更悲观,只是体现了世界会加速改变这个无法逆转的趋势。

这就是社交网络的共性。这一共性将带来的转变是:当我们以为“世界是平的”的时候,世界事实上“山头林立”。

融入社会更困难

对于更为年长的人们而言,上网本身曾经就是乐趣,是娱乐方式之一;而对数字青年来说,上网本身已经纯粹化为手段,并非娱乐本身,“上网干什么”才是娱乐。这就如同汽车还比较少的时候,开车可能被视为乐趣,但随着汽车普及化,人人都会开车,开车的目的地和做什么,才会成为乐趣和享受的目标。对于数字青年而言,不太会再出现所谓的“网络沉溺”现象,网络已是他们生活甚至身体的一部分。

相对于前人,25岁以下的数字青年身上,“代际矛盾”将更为突出。因为变化的不再只是社会物质和文化的进步,而是围绕数字青年的整体生存环境,发生了质的飞跃。

在进入社会之前,数字青年们会更具梦想性的追求。在这一阶段,数字青年可以归结为“能力炫耀型”群体,证明自我的能力,而不是靠“拼爹”:踢球好的、弹吉他好的、唱歌好的、跑步快的,甚至成人认为意义不大的各种能力,都会被拿来“炫耀”,容易得到同年龄人的尊重。并且,炫耀型特征,具有明显的地域性,比如一个校园,或者一个城市等。

而随着进入社会,当数字青年“跳入冰冷的现实之河”,会发现整个社会“运行”的是“身份炫耀型”体系:能力比较不再是核心,社会地位和社会身份认同,才是核心所在。

当人们没有通过网络联接,导致的最大结果是,随着进入社会,每个人都回到失联状态,成为单个的个体,并且“全部清零”到初始状态:从底层做起。因为领导者普遍是五十岁,所以整个社会也就接受了工作二十多年,才有机会成为最大的领导,所有人都接受这一点,并以此为正常标准。

但数字青年不同,从小学到大学,他们一直和朋友通过各种网络工具,尤其是社交工具,通过网络联接在一起。所以,在进入社会,开始承受压力之后,他们会出现组织性、系统性的“反抗”。类似于《蜗居》、《小时代》等影视作品,不仅会产生更大范围的共鸣,更重要的是在共鸣之后引发这一群体讨论。

数字青年的社会纽带,天然性地要比前人强大很多。“极化现象”,使得同性群体的震荡,“极性”加强;而数字青年的群体化力量,也远比社会预料的强大很多。他们会认为“不公平”:为何要等待二十多年才能走到高层领导,为何进入社会要“清零”。

并且,数字青年对企业,不再会有强烈的使命感和忠诚度,他们也认为没有这个需要。相反,他们对于自身所属的年龄层人群,也就是所谓“数字青年”阶级,有更强的忠诚度。当数字青年通过网络汇聚起来,他们有能力互相支持,形成自己群体明确的主张,并且会出现他们这一阶层的代言人和艺术家。

数字青年一代比前一辈人,更加珍惜“挥霍青春、捍卫理想”的奢侈和权利,并且这种捍卫理想的举止,会因为群体内的影响而得到加强,被朋友所加强、被朋友所支持。

但无论数字青年们如何排斥,在进入社会的十年中,从捍卫理想到认同现实,这一转变的完成,是无法回避的现实。但由于和前人相比,除了“刚进入社会的年青人”的身份,“数字青年”作为另外一个身份,将使得这种转变,更加困难。

两个不同的世界

NTA创新传播机构创始人、创业者申音曾经提出过,在中国,互联网其实是两张网:一线城市是手机、Pad、电脑, Wi-Fi几乎无处不在, 3G网络充分覆盖,二三线城市的条件则明显弱很多,现在仍然有网吧,移动通信网络速度也较慢。这种“两张网”的特征,在所有发展中国家都是类似的。这意味着,就中国乃至全球而言,因为ICT技术在不同地域的发展阶段,使得数字青年体现出两个基本割裂的世界:一个世界是“一线城市和国际化大都市”,另一个世界则是“二三线以下城市”。

这两个世界的世界观同样存在差异。例如,当《中国好声音》热播时,北京、上海、广州的年青人,却是在看《美国好声音(The Voice)》。这表明技术条件非常重要:当技术条件和发达国家近似时,中国网民的兴趣也会表现出近似发达国家网民的特点。这表明“网络的路有多宽”很重要,联接越紧密,越是能够和世界保持同步、同化。

同样,当两个世界隔绝的时候,三线城市的世界也趋同,进而产生“自己的流行内容”,但是这一内容和世界范围的内容并不一样。残酷的现实是,三线城市的数字青年,才是高度依赖于互联网的,因为他们的娱乐更加单调化和趋同;并且容易产生网瘾的重度患者。

尽管ICT融合的发展,能够加速整个信息社会的发展,包括互联网的发展,但如果开支和消费(包括网络消费)不能同步降低,三线城市网民同样可能出现消费不起的现象。而当人们使用质量较差的网络联接时,就会容易形成强大的亚文化。

这就产生了一个悖论:可支配金额相对较弱的三线城市年青人,反而成为网络娱乐消费更主力的人群,因为他们没有别处娱乐。而在未来,网上消费的特点则是:二三线城市的孩子主导的网上娱乐消费,和一线城市以电商为主的消费。

另外还可以看到,在中国,一线城市和世界基本上是同步的,只是应用的名称可能有些不同,比如美国是Twitter,中国是微博,但本质并没有太多区别。虽然同样是数字青年,由于所拥有的网络联接水平不同,导致数字青年的应用核心,也出现了巨大的差异。但这一切并非互联网的原因。互联网只是彰显或者削弱人们生活的一些特征,但并不会改变社会结构。当社会有缺陷的时候,互联网只是将这种缺陷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