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雅莉


一周前的一个夜晚,独居的青年编剧鲁念安被发现死在家中。


一切都来得很突然。谁也不知道他死之前经历了什么。这个30岁的年轻人安详地躺在床上,盖着被子,桌上的电脑里还存着他未完成的剧本,房间里的猫无助地叫着。或许,他是在工作中觉得不适,自己摸到床边躺下了?又或许,他是在睡梦中离去,没有感受到太多痛苦?斯人已逝,一切追问都没了意义。


最先发现不对的是他远在郑州的父母。从3月3日起,他的父母就联系不上他了。第二天,鲁念安仍处于失联状态。3月5日,夫妻俩终于坐不住了,决定前往北京寻他。焦急地联系他在北京的朋友,焦急地联系物业,焦急地撞开大门。3月5日深夜,不远千里赶来的鲁父鲁母,最终见到了他们最不想看到的一幕。


两人悲痛欲绝,母亲情绪崩溃地大哭。派出所和急救中心很快来了人,一行人沉默地把他装入尸袋,运上车送去尸检。三天后,尸检报告出来了,死亡时间在3月4日和3月5日之间,死因是劳累过度引起的心源性猝死。


鲁念安的去世本没有引起太大轰动。但一个自称是他邻居的人,突然发了一条朋友圈,用夸张的语言描述了他去世的惨状。这条朋友圈被人截图在各个影视群里广泛转发,“独居”“死了好几天才被发现”“一年来没活儿没收入”一个个现实的字眼刺痛了许多从业者的心。谁没有独自一人在家,在深夜伏案工作过呢?


一个青年编剧之死


“这纯粹是添油加醋,根本就没什么‘打开没来得及泡的碗面’,念安的脸也没有变形。”3月11日,娱乐资本论联系到了鲁念安在北京从事媒体行业的朋友皓。他愤愤地告诉我,念安的父母和他身边的朋友都对这个流传甚广的截图很生气。对于逝者,不过度臆测、不刻意卖惨才是最起码的尊重。


事实到底是什么?娱乐资本论采访了鲁念安生前的诸多好友,基本还原了他这两年来在影视圈的闯荡经历。从青春作家转型成编剧的他起点颇高,耗费巨大心力的两个项目却相继难产,他的经历折射了影视行业一个不争的事实:项目死亡率高,从业者超时工作成常态,许多人付出和回报不成正比。大环境难以改变,身处其中的人们也只能顶着压力继续前行,拼尽全力搏一个不确定的未来。


“他的死和他的剧本成了互文”


如今网上仍留有鲁念安的痕迹。这个21岁即凭借小说《流年》在青春文学圈成名的男孩,长得帅,内心敏感。可是,自《流年》出版后,被媒体称为“国民偶像作家”的他逐渐消失在大众视野。他患了抑郁症,开始转型做编剧,不再更新微博,只偶尔在豆瓣上标记书影音。至今,他的豆瓣简介里还列着他心目中的影史十佳。


一个青年编剧之死


尽管他在社交媒体上越来越沉默,一些长情的书粉仍在持续寻找他的踪迹。3月7日,关于他去世的消息开始在微博上流传,一位叫“澍的花园”的粉丝非常激动,“谁也没有我获得的悲凉多,寻寻觅觅一直找他的痕迹,找到了,却是死讯”。这些年来,她几乎每个月都在网上搜索鲁念安的名字,上个月还在知乎一个“有哪些颜值很高的作家?”的问题下郑重地回答:鲁念安。


鲁念安的圈内朋友阿明也是在3月7日得知他的死讯的。那天中午醒来,一个朋友给他发来一张“独居编剧猝死”的截图,说这是鲁念安。一直联系不上他本人,怎么也不愿相信的阿明开始疯狂联系他们共同的好友,消息很快被证实。巨大的悲伤袭来,他想起他那部未完成的电影剧本《十二夜》,“这是我这两年来看过最好的剧本,没想到居然和他的人生形成了互文。”


一个青年编剧之死

鲁念安照片


《十二夜》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位女作家自杀了,留下一本写到一半的小说。一位少年发现了这本小说,对这个故事非常痴迷,决定续写。在续写的过程中,一些小说中提及的关于现实的秘密逐渐被揭开,少年的人生也因此改变。


“他是一个阅读量和阅片量都很大的创作者,写作风格和同龄人很不一样。”鲁念安的朋友皓告诉小娱。也正因为如此,许多文坛和影视圈的前辈都很欣赏他,一向人际关系寡淡的他在业内有很多忘年交。


但有一点鲁念安和那些初入影视圈的年轻人一样,就是作品中带着强烈的个人色彩。他的另一部电影剧本《我的抑郁症男友》,就取材于他的真实经历。2018年,在对外阐述这部作品的创作初衷时,他回忆起六年前自己还在以青春作家的身份四处活动,“太可怕了。每天都要画上浓妆,装作很开心的样子去读者会。台上我说的每一句话都像是在撒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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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作家时期的鲁念安


好在此后鲁念安及时调整心态,慢慢战胜了抑郁症。在朋友眼中,他很少流露出悲观的情绪,算是个热爱生活的人。鲁念安去世后,曾和他有过剧本合作的作家苏北北去翻聊天记录,发现和他的对话停留在推荐可以上门给猫洗澡的淘宝店。


如今,这只失去主人的猫已经被鲁念安的朋友收养了。3月9日,皓陪同鲁念安的父母去领了尸检报告,将他的遗体火化。第二天,他们办了场小型的追悼会。因为疫情仍在肆虐,所以一切程序只能从简,除了父母外只有少数几个亲近的朋友参加。


鲁念安的父母希望能尽快把鲁念安带回家,入土为安。现在,他们已经带着骨灰盒回到了郑州。鲁母仍处于巨大悲痛中,常常哭泣。正如鲁念安曾在一篇小小说中写的那样,“一个母亲,失去了自己的孩子。宣告死亡这种事情对她来说,未免也太过残忍。”


一向严肃的父亲大部分时候都沉默不语。关于这位传统的中国父亲,2011年,鲁念安在《流年》出版后写过一篇小文,少有的提到了他,“他平时是不常读书的人,而且患有严重的白内障。可是他努力地睁着眼睛,那么认真,仔细地看着每一个字,好像那是他所有的事业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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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念安《我的事》


是什么压垮了鲁念安?


皓最近在和鲁念安的朋友,以及他的合作团队商讨如何推进他生前未完成的电影项目。大家梳理了一番,发现目前鲁念安的手上主要有两个项目:电影《我的抑郁症男友》和电影《十二夜》。


项目推进得不太顺利。据网上的公开资料,《我的抑郁症男友》是鲁念安和宇乐乐影业合作的项目。项目从2018年开始筹备,但中途陷入资金困境。整个2018年,影视圈经历了税务地震,大环境骤冷,许多中小成本的项目都被迫停掉。皓记得,项目被搁置后,鲁念安确实一度陷入悲观情绪,有时会和他抱怨,自己怎么这么倒霉。


但来不及悲伤,去年三四月份,鲁念安又投入到新项目《十二夜》中。《十二夜》的初稿写于2014年,倾注了他大量心血。原本一切都很顺利,他们请到了台湾导演蔡明亮担任监制,演员也都在陆续商谈,准备下半年在台湾开机。如果能开拍,这将是鲁念安第一部担任编剧和联合导演的电影,他甚至已经想好了要去申报欧洲国际影展。“当时真的已经万事俱备,我想不到任何一个无法开拍的理由。”鲁念安的朋友阿明说。


没想到,两岸关系突然恶化。2019年8月,中国政府突然宣布大陆全面禁止台湾自由行。电影局也很快放出消息,暂停大陆影片和人员参加2019年台北金马影展。主创团队去台湾的签证很难办理,电影在大陆的投资方开始动摇。最终,大陆投资方决定撤资,整个项目又到了缺钱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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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念安受到了很大的打击。这部电影的题材稍有点敏感,又是文艺片,主创团队还有不少台湾人,如果两岸关系一直紧张下去,以后拿到国内投资的可能性很小。“那段时间的经历就跟过山车一样,一会儿说能拍一会儿说不能拍。”阿明感叹。


3月10日,皓和《十二夜》原定的导演潘志远通了个电话。主创团队都希望能把这部戏撑下去,“目前正在申请台湾一些艺术类的专项基金,希望能获得支持。”


初入影视圈的年轻人开始怀疑人生。《我的抑郁症男友》倒下时,鲁念安在朋友面前情绪还很低落;《十二夜》倒下时,他已经学会了自嘲,说自己走了一年背运,都快到了有产出的时刻,结果还是一场空。故作轻松的调侃背后,是更加激烈的自我挣扎。


和许多文艺青年一样,鲁念安也非常坚持自己的艺术理想。他看不上网剧,对商业电影不感兴趣,豆瓣上标记的电影几乎全是文艺片。朋友过生日,他喜欢送书,菲茨杰拉德、博尔赫斯……这些作家的书是他给朋友布置的“阅读任务”。


一个青年编剧之死

鲁念安在豆瓣上标记的部分书籍


苦熬了两年,两个电影项目相继难产,鲁念安的抑郁症复发了,时好时坏。为了生存,他逐渐说服自己,开始接网剧项目。此前筹备《十二夜》时,他就因资金周转不开找朋友借过几万块钱。目前他手上正在操作的网剧项目,大纲已经写完交了,但第一笔编剧费还没到他账上,“他和资方只是口头约定,还没有签正式合同。”皓说。在影视行业,拖款几乎是每个编剧都会遇到的情况。


尽管抑郁症越来越严重,但在朋友面前,鲁念安还是努力让自己表现得与正常人无异。只有几次,朋友们一起约看片沙龙,他会突然发个消息说情绪不好,就不来了。朋友们也只能安慰他几句,很难对他起到实质性的帮助。知道他喜欢熬夜,朋友们也都劝过他,但鲁念安还是改不掉不规律的作息习惯。


越来越大的行业压力、反反复复的抑郁症、不健康的作息习惯……这一切都在透支鲁念安的身体。终于有一天,他倒下了,毫无征兆。

超时工作成常态,影视人的长久困境


就像一颗石子投入湖面,鲁念安的死在圈内掀起了阵阵涟漪。


鲁念安的一位导演朋友告诉小娱,她很早就认识了鲁念安。身边的人去世,难免会让她反思起自己的生活方式。“在我们这行,其实大多数人都是如此,不管是编剧、导演还是演员,都是独居的自由职业者,熬夜更是家常便饭。”她想起自己另一个编剧朋友,每天都熬到天亮,驻组赶工更是连歇眼的功夫都没有。


一个青年编剧之死


编剧们熬夜,有时是因为资方催得紧。资金越紧的项目给前期的时间往往也越紧,没有话语权的编剧只能疯狂熬夜赶工。有时则是因为编剧自身的高要求,“像阿鲁就是这样的人。”这名导演朋友说。


她此前曾和好莱坞、日韩的团队合作过。由于行业特性,国外的剧组也无法保证规律的作息时间,但至少会保证工作人员的睡眠,“至少每个人的睡眠时间是充足的,提供的饮食也会保证营养均衡,但国内的剧组无论大小,都很难保证这一点。”


鲁念安的朋友阿明也对影视行业的高压工作深有体会。在他看来,影视行业就是一个高压高危的行业。除了头部极个别演员和大导演、大制片人,绝大多数人的收入都不高,健康也没法得到保障。


对于此前业内常有人发起的抵制超时工作的倡议书,阿明不以为然。此前人们试图自发形成行业标准的努力都失败了。


2017年底,34岁的编剧赵燕猝死在剧组,2018年,摄影师们发起联名信要求超时加薪,最终不了了之。前不久,高以翔去世,业内也有人呼吁关注行业工作超时问题,但同样落实不到行动。隔三差五地,就有从业者过劳死的消息传出,人们也只能唏嘘一番,然后继续熬夜。


一个青年编剧之死


“最好的办法就是国家出台政策,自上而下来推动这件事情。”阿明认为,眼下只有建立工会制度,出台政策调控才能让行业在短期内得到改善。但一刀切又可能会干扰市场运行,带来一系列未知的风险,所以也非良策。


归根结底,还是因为整个影视行业工业化体系尚不完善。工作人员的不专业,有关部门的缺位,再加上大环境遇冷,内部竞争严重,人们只能被迫超时工作。


对于个人来说,体制性的问题无法根治,只能从自己做起。“只能让自己更强大。这才有话语权去争取些什么,不至于任人宰割。”鲁念安的导演朋友说。


因为正在帮鲁念安处理后事,皓给出的建议更倾向于防范风险,“首先是一定要把自己的手机密码、电脑密码等重要信息告诉家人,然后是同城要留一两个特别熟悉的朋友,隔三差五地联系,最后是一定要买保险,尤其是自由职业者。”这次鲁念安的失联没有引起朋友的警觉,有个重要原因就是他常常闭关写作,最长的一次失联了整整一周,所以大家都习以为常。


2010年,日本NHK推出了一部叫《无缘社会》的纪录片,并整理成一本采访合集。书中提到日本人的现状:无血缘、无地缘、无社缘。单身人士越来越多,且大多背井离乡,独居在大城市,和线下的朋友交往甚少。而今中国也逐渐步入这样的“无缘社会”。但正如书中所言,确认与别人有没有关联,就是在确认自己是否存在。在人际关系松散的影视行业,人们更应如此,在证明自己才华之前,先确认自己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