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诸多有利政策支持下,近年来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实现快速发展,充分发挥了经济高质量发展引擎作用。同时,产业发展呈现出重点领域发展壮大、新增长点涌现、创新能级跃升、竞争实力增强等诸多特点,形成了良好的发展局面。但是,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十四五”乃至更长一段时期内,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将面临更加严峻的内外环境,需要在产业布局优化、创新能力提升、发展环境营造、国内需求释放以及深化开放合作等方面采取更加科学有效的针对性措施,从而推动产业进一步壮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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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以来发展形势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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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发展规模质量齐升

“十三五”以来,战略性新兴产业总体实现持续快速增长,经济增长新动能作用不断增强。工业方面,2015-2019年,全国战略性新兴产业规上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速达到10.4%,高于同期规上全国总体工业增加值4.3个百分点。2019年,全国战略性新兴产业规上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速达到8.4%,高于同期规上全国工业总体2.7个百分点。服务业方面,2015-2019年,全国战略性新兴产业规上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年均增速达15.1%,高于同期全国规上服务业企业总体约3.5个百分点。2019年,全国战略性新兴产业规上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增速达到12.7%,高于同期规上全国服务业企业总体近3个百分点。
战略性新兴产业龙头企业不断涌现,产业持续增长引擎带动作用明显。2019年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在世界500强榜单中占有29个席位,数量较2015年增加11个。据国家信息中心对上市公司数据分析显示,截至2019年底,A股上市公司中共有1634家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占上市公司总体的43.4%,较2015年底提升了2.0个百分点。其中,营收规模达到百亿元以上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企业达到151家,较2015年增加80家,占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企业总数的比重由2015的6.2%提升到2019年的11.1%,头部企业规模及质量持续提升同时,引领带动作用进一步凸显。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效益持续提升。上市公司数据显示,2015-2019年,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平均利润率达到7.2%,高于上市公司总体(非金融类)近1个百分点。2019年以来,在总体经济利润状况不佳的背景下,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利润率达到5.9%,仍处于较高水平。
2、新增长点不断涌现
一是前沿技术领域跨越发展。“十三五”以来,一些前沿领域出现爆发式发展,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领域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同时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产业跨界趋势愈加明显。2019年全国数字经济规模已达31.3万亿元,位居世界前列,占GDP的比重达到34.8%,数字经济对国民经济的贡献较“十二五”显著增强,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伴随着人工智能政策不断落地,技术应用商业化进程加快,人工智能技术和应用飞速发展,2019年底,全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的规模超过510亿元,人工智能的企业数量超过2600家,人工智能应用催生的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不断地涌现。同时,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的快速发展正加快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和变革。
二是培育一批战略性产业。在空天海洋、信息网络、生命科学、核技术等领域,培育发展了一批战略性产业。同时,通过大力发展新型飞行器及航行器、新一代作业平台和空天一体化观测系统,着力构建量子通信和泛在安全物联网,加快发展合成生物和再生医学技术,加速开发新一代核电装备和小型核动力系统、民用核分析与成像,积极布局完整的氢能产业链,打造形成了未来我国新兴产业发展的新优势。
三是平台经济发展迅猛。以“互联网+”为代表的平台经济迅猛发展。例如,网络视听平台高速发展,2019年全国视频预付费会员用户预计增长至2.5亿以上;共享经济快速发展,2019年市场交易金额达到8.1万亿元,较2016年增长1.3倍,共享经济参与者人数约8亿人,其中提供服务者人数约7800万人;2019年全国电子商务交易额预计超过30万亿元,较“十二五”末增长近8成;一些新兴平台如猪八戒网、喜马拉雅FM、腾讯云、拼多多等交易额同比实现成倍增长。

3、竞争实力不断增强

一是重要产业发展水平达到世界先进。我国新能源发电装机量、新能源汽车产销量、智能手机产量、海洋工程装备接单量等均位居全球第一;在新一代移动通信、核电、光伏、高铁、互联网应用、基因测序等领域也均具备世界领先的研发水平和应用能力。
二是领军型企业具备一定国际竞争地位和市场影响。2019年,华为、阿里巴巴、腾讯等创新引领型巨头企业均入围世界500强,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在世界500强榜单中的数量为“十二五”末的近3倍。2019年,中国独角兽企业为206家,数量同样为“十二五”末的近3倍。
三是在总体上已经成为我国出口贸易的主要支撑。2019年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工业行业累计出口交货值6.0万亿元,同比增长10.2%,对我国外贸出口总额增长的贡献率就达到了67.1%。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累计出口交货值5.1万亿元,同比增长10.7%,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工业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达88.5%。

4、投资信心保持高位

社会资金对于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保持了较高投资信心,持续加大资金投入力度。2019年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行业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过5万亿,2015-2019年投资额年均增速为10.4%,高于同期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速3.8个百分点。2016-2019年,共有480家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在A股融资上市,共募资3457.4亿元,占同期A股IPO募资总额的44.9%;同期,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获得风险资本投资额(PE/VC)近3万亿元,占风险资本总投资额的7成以上。截至2019年末,国家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募资总额将近760亿元,参股设立基金总规模近2000亿元,支持创业企业数量超过5000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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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产业支持政策体系愈发健全

从国家到地方层面,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支持体系得到不断完善,推动产业发展的政策体系愈发健全。一是细分领域战略规划陆续编制印发。国务院和相关部门先后出台近20个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细分领域密切相关的顶层政策文件,涵盖整体目标、创新环境保障和具体发展举措等,为战略性新兴产业五大领域八大行业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规划支撑。二是重点地区产业促进政策体系日趋完善。全国主要省市均制定并发布了加快推动本省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顶层设计政策文件,同时因地制宜,颁布了若干推动本地优势特色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相关政策。三是一批国家重大工程建设加快推进。自《“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发布以来,相关部门积极推动有关重大工程落地实施,并取得积极进展。初步统计,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等近30个相关部门相继发布了40余项支持重点工程的政策性文件,围绕重大工程,相关部门积极实施了近20个相关(试点)工程与重点项目。

2、体制机制改革取得突出成效

一是积极构建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改革完善药品生产流通使用政策的若干意见》和原国务院医改办联合七部门印发的《关于在公立医疗机构药品采购中推行“两票制”的实施意见(试行)的通知》,通过推行“两票制”减少药品流通环节,推动中间加价透明化,整顿药品流通秩序,防止垄断和地方保护。市场监管总局开展了反不正当竞争执法重点行动,连续开展集中整治不正当竞争突出问题的专项执法行动,根据不同行业、不同区域的特点,有针对性地确定重点行业和重点领域,做到突出问题严厉打击,重点问题集中治理。通过集中整治和案件查办,发现和制止带有行业性、普遍性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推动相关行业和市场的规范,有效遏制重点领域不正当竞争行为高发多发势头。同时,积极做好《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解读、宣传、培训及配套规章修订等系列工作,2017-2019年间两次修订《反不正当竞争法》。
二是破除有碍创新的体制机制壁垒。针对当前药品医疗器械创新面临的突出问题,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审评审批制度改革鼓励药品医疗器械创新的意见》,通过改革临床试验管理、优化审评审批、实施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等激发医药研发活力,提高医药产业的创新发展水平,解决临床急需药品和医疗器械短缺难题。海关总署积极深化全国海关通关一体化改革,推动通关及相关作业流程“去繁就简”,去除不必要的制度性成本,2017年,对25部涉及“放管服”改革的海关规章进行集中修订。2019年,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市场监管总局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在院校实施“学历证书+若干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制度试点方案》(教职成[2019]6号),面向战略性新兴产业技能人才紧缺领域,实施“学历证书+若干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制度,以社会化机制遴选培训评价组织,指导开发相关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深化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培训模式和评价模式改革。目前,已在工业机器人编程、特殊焊接技术、智能新能源汽车等15个领域启动“1+X”证书制度试点工作。
三是搭建完善的标准和规范体系。网信办、原质检总局、国家标准委联合印发《“十三五”国家信息化标准工作指南》。原质检总局加强微生物、酶、功能性蛋白质等领域基础通用标准的制修订,进一步完善生物技术标准体系。商务部推动出台《电子商务法》,完善配套《关于规范快递与电子商务数据互联共享的指导意见》等相关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针对中药材种植、中药炮制加工、中药饮片生产、中成药质量提升等生产全过程中的技术规范和标准缺失或过时等问题,研究制定了种子种苗,中药材、中药饮片等级标准以及中成药优质标准,进一步对构建中药质量标准体系进行了探索完善,提升了中药产品全产业链控制水平。国家标准委先后在云计算领域编制了《云计算综合标准化体系建设指南》,开展了35项国家标准研制;在物联网领域,成立了全国信息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物联网分技术委员会;在大数据领域,发布了标准化白皮书,开展32项国家标准研制工作。

3、政策引导强化金融资源支持

金融支持新兴产业发展的方式方法及专项资金扶持政策迈出重要步伐。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国务院办公厅转发证监会关于开展创新企业境内发行股票或存托凭证试点若干意见的通知》,引导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软件和集成电路、高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等领域独角兽企业获得优先上市通道。国家发展改革委与开发银行和进出口银行签署合作协议,分别提供不低于1.5万亿元和8000亿元融资,与建设银行共同发起设立目标规模约3000亿元的产业发展基金。人民银行大力发展绿色票据、双创债券、并购票据等创新型产品。原银监会支持金融机构不断拓宽抵质押担保范围。知识产权局以试点的形式加快推进专利质押融资工作。证监会积极推进科创板建设,2019年6月13日,科创板正式开板,为包括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内的科技创新型优质企业提供绿色上市通道,截至2019年12月末,共有70家科创板企业上市,共募资824.3亿元,其中绝大多数都是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银保监会鼓励银行机构在传统表内外业务的基础上,积极开展与金融租赁、证券基金、行业协会、地方政府的合作交流,充分利用非银行机构资源,为企业提供财务顾问、债券承销、租赁+保理、理财投资、并购和产业基金、供应链金融等多元化金融服务,实现全产品、多渠道金融服务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同时,各地在设立专项资金扶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例如,四川组建成立了首期规模为30亿元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端成长型产业基金,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企业发展壮大。北京、重庆、深圳、广东、福建、安徽、湖南、山西、河南、黑龙江、甘肃、内蒙古、新疆、广西、宁波、厦门等地也安排专项资金渠道引导和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及其细分领域发展。

4、包容审慎释放创新创业潜能

积极探索适合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发展的监管方式。在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扩大和升级信息消费 持续释放内需潜力的指导意见》提出对信息消费坚持包容审慎监管,积极应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创新行业服务和管理方式,放宽新业态、新模式市场准入。在新能源汽车领域,基于共享经济理念的分时租赁等商业模式不断涌现,国家能源局支持创新充电商业模式,支持发展众筹建桩,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参与充电基础设施建设,探索特许经营模式,吸引专业充电运营商负责运行维护,推动充电基础设施专业化、规模化发展;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引入新能源汽车自助分时租赁项目,实行个人付费的市场化租赁服务方式,以更加包容、更加开放的态度鼓励新兴产业发展。金融科技领域,2019年以来,人民银行会同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卫生健康委, 在北京、上海、浙江、广东等10省市积极组织金融科技创新应用试点。此次试点没有简单套用传统风险防控手段,而是在事前制定应急与退出机制,采用风险拨备资金、保险计划等补偿措施,建立了多层次、立体化的综合风控体系,打造灵活高效的试错容错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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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企业创新投入不断提升

“十三五”以来,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引领下,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行业、重点企业创新投入持续提升。2019年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平均研发支出达到2.4亿元,较“十二五”末提升92.7%,同期研发强度达7.66%,高出上市公司总体2.08个百分点,较“十二五”末提升1.22个百分点。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以及高端装备领域上市公司研发强度相对最高,2019年研发强度分别达10.18%、9.31%以及8.02%。2018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企业法人单位全年专利申请量26.5万件,其中发明专利申请13.8万件,分别比2013年增长85.1%和85.8%;发明专利申请所占比重为52.0%,比规模以上制造业平均水平高13.2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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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创新基础设施不断夯实

有助于新兴产业创新基础能力提升的科研基础条件大为改善。例如,新建了中国散裂中子源、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AST)、“科学”号海洋科考船、新型风洞等一批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立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国家技术创新中心,规范管理国家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截至2019年底,正在运行的国家重点实验室达515个,已累计建设国家工程研究中心133个,国家工程实验室217个,国家企业技术中心1540家。

3、科技中介服务不断完善

在科技体制改革的推动下,我国科技中介服务不断完善,极大促进了科技创新资源合理利用和成果转化。2019年,全国技术市场成交合同48.4万项,涉及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和服务等方面,成交额首次突破2万亿元,较2015年增长近1倍。各类孵化器、加速器、众创空间等科技中介组织在全国范围内大量涌现,截至2019年年底,全国共有8000家众创空间,其中纳入国家备案的众创空间已达1890家,各类科技孵化器、加速器超4000家,为各类创新主体提供融通合作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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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家级新兴产业集群建设成效显著

为了集中优势资源推动各地特色产业集群发展,国家发展改革委积极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产业集群建设有关工作。2019年组织了第一批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申报工作,从申报的129个产业集群中评选出第一批66个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名单,并研究形成“一揽子”金融支持计划。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积极支持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建设,具体包括重点建设项目将择优纳入国家重大建设项目储备库;支持产业链协同新平台、检验检测和智能园区等产业基础设施建设;在知识产权服务、重点技术研发、专项债券融资、人才奖项计划实施等方面给予支持等。
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建设工作起到了良好的牵引带动作用,各地纷纷加快培育建设特色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并取得积极成效。例如,山东省在入选的7个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中大胆推进政策和制度先行先试,着力打通体制机制梗阻,深化创新合作,共建高端开放平台,共促新技术研发,在关键领域、“卡脖子”环节下大功夫,做强做优优势产业,提升产业集聚的广度和深度,一批优势特色产业链不断延伸。杭州市近年来不断加大生物医药产业布局力度,积极培育千亿生物医药产业集群,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生物医药创新城市,杭州市以平台集聚、重大项目引领、创新资源驱动等举措,推动生物医药产业集群实现高质量发展。

2、集群发展驱动各地收获发展新引擎

各地通过推动新兴产业集群集聚发展,形成了若干带动能力突出的新兴产业新增长极。例如,北京市持续推进新能源智能汽车发展,积极打造国家智能网联汽车创新中心,初步形成完整的、领先的新能源智能汽车创新体系,通过全面提升新能源智能汽车核心竞争力,北京市打造形成了全国领先的新能源智能汽车优势集群,并为首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带来新动能。深圳市依托5G龙头企业牵引,着力突破关键技术,加快前沿应用示范场景落地,打造形成了5G产业生态和产业集群,并致力于打造5G全球标杆城市,依托5G+智能经济为引擎释放强劲发展新动能。贵州省作为全国首个大数据综合试验区, 近年来深入实施大数据战略行动,大数据产业向纵深发展迈出坚实步伐、亮点频出,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点及转动能稳增长的重要支撑,成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新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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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构建全球创新发展网络

在二十国集团(G20)、金砖国家、APEC等多边框架下,有关部门继续倡导“新工业革命”、“数字经济”相关发展理念和主张,初步建立了合作创新的国际框架。各部门着力构建区域技术转移协作网络,科技部、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印发《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科技创新合作专项规划》,并围绕科技人文交流、共建联合实验室、科技园区合作、技术转移等4项行动制定具体实施方案。积极参与制定和推广国际技术标准,手机(移动终端)动漫标准成为中国科技、中国标准走向世界的重要标志;地面数字电视广播传输标准(英文缩写DTMB)通过巴基斯坦数字电视援助项目和东帝汶项目逐步实现DTMB走向世界。

2、打造国际合作新平台

相关部门积极落实与发达国家政府间的新兴产业合作协议,打造一系列国际合作新平台。国家发展改革委按照中英新兴产业合作协议建立中英创新中心,推动项目联合孵化;通过举办第八届中德经济技术论坛,围绕新兴产业领域达成96项相关合作。积极与发展中国家开展创新合作,大力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国际合作园区建设。发展改革委落实与智利签署的《关于开展信息通信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推进“中智电信合作及跨境海缆项目”;原国家海洋局组织对发展中国家科技援助项目“适用热带海岛的高浓缩反渗透海水淡化技术研究与应用”立项实施,推动与佛得角、文莱等国在海水淡化设备方面的合作交流。

3、积极引入全球要素资源

各地积极引导外商投资战略性新兴产业,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外资企业落户中国,例如,波音公司737完工和交付中心落户浙江舟山,空客公司天津A330宽体机完工和交付中心启动建设。同时,更加重视以人才开发体制机制改革促进人才引进,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广支持创新相关改革举措的通知》,逐步形成高层次外籍人才申请永久居留的政策渠道,为外国留学生在华就业、创业提供更大便利。

在诸多有利政策支持下,近年来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实现快速发展,充分发挥了经济高质量发展引擎作用。同时,产业发展呈现出重点领域发展壮大、新增长点涌现、创新能级跃升、竞争实力增强等诸多特点,形成了良好的发展局面。但是,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十四五”乃至更长一段时期内,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将面临更加严峻的内外环境,需要在产业布局优化、创新能力提升、发展环境营造、国内需求释放以及深化开放合作等方面采取更加科学有效的针对性措施,从而推动产业进一步壮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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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战略性新兴产业

发展环境变化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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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世界经济增长持续放缓,长期处于国际金融危机后的深度调整阶段,在经济增长减速带来的各类压力持续释放的过程中,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加速演变的特征更趋明显,各类动荡源和风险点显著增多,与此同时,2020年爆发的全球新冠疫情,为新兴产业发展带来诸多挑战。

一是全球产业合作格局重构,国际分工体系全面调整。当前几乎所有行业的价值链体系都开始更多地向研发和创新倾斜,要素价格在国际竞争中的重要性正在持续下降。随着传统成本型竞争优势的逐渐消退,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间的国际竞争正越来越从错位竞争向正面竞争转变。长期以来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所依托的全球化带来的技术扩散红利将显著弱化,将对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提出更高的要求。
二是主要发达国家均极度重视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中国需直面国际竞争。在全球共同寻找经济增长新动能的过程中,目前所有发达国家和主要新兴经济体都在加紧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美国实施“再工业化”战略推出“先进制造伙伴计划”等措施,德国推出“工业4.0”,日本推行“第四次工业革命”计划等。与此同时我国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随着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也越来越开始形成与发达国家的正面竞争。在此背景下,发达国家为维护现存的产业链优势,并保证其未来的竞争优势,必然会加大对技术转移、跨国投资等方面的规制性措施的调整力度,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面临的国际发展环境将会趋于不利。
三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国际治理体系尚不完善,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因素仍旧较多。当前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对于全球现存的治理体系提出了诸多挑战,在互联网平台企业的垄断认定,基因编辑等新型生物技术带来的伦理挑战,个人数据的隐私保护强度等方面,目前各国的规制规则大多落后于技术的发展,全球也缺乏统一的认定规则,不同国家的处理方式差异极大。这些规制问题将成为下一步产业发展的重大不确定因素。四是预计突发的全球新冠疫情短期内难以结束,将给全球经济造成长期波动风险,对于我国新兴产业国际化发展带来直接不利影响,部分产业领域市场国外需求将受到明显冲击,被迫转向拓宽国内市场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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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我国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战略性新兴产业在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的过程中主要面临三个方面的变化:

一是创新阶段的变化。长期以来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长期采用的是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道路。如我国的互联网产业大量是在国外成熟技术基础上的国内应用模式创新,生物医药产业中仿制药占到绝大多数等。但是随着我国产业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中国产业与国际产业间的技术代差在快速缩小,这就要求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创新必须要向基础型创新、引领性创新转型,要加强前瞻性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突出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和颠覆性技术创新。
二是市场结构的变化。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意味着:一方面内需对产品和服务的质量要求相较于以往在快速提升,另一方面内需对产品和服务的质量要求相较于国际先进的距离在快速缩小。这样的结构变化将使得像光伏组件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曾经长期持续的技术、市场“两头在外”的状况不再存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十四五”时期的发展必须要更加注重发挥好强大国内市场作用,发挥好我国工业体系完整、消费增长迅速、发展纵深巨大的独特优势。
三是产业布局的变化。“十四五”时期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产业布局主要需要关注两方面的变化,一方面是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对于新兴产业提出了新的要求,在粤港澳大湾区、长江经济带、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京津冀协同发展等国家战略中均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提出了对应的布局要求。另一方面是战略性新兴产业本身布局政策着力点的变化。随着产业规模的快速扩大,产业布局政策关注点的层级也需快速提升,不应再将大量精力投入到具体的产业项目中,而是应将重点转向区域集群的建设。通过在重点领域推动重点集群的发展实现整个产业竞争力的全面提升。2019年国家发展改革委下发了《关于加快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产业集群建设有关工作的通知》,在十二个重点领域公布了第一批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建设名单,共涉及22个省市自治区的66个集群。说明国家已经开始布局相关工作。(详见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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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处在实现重大突破的历史关口,全球科技创新进入空前密集活跃的时期,前沿技术呈现集中突破态势,多个技术群相互支撑,全面涌现的链式发展局面正在形成。众多颠覆性创新呈现几何级渗透扩散,引领战略性新兴产业众多领域实现加速发展,并以革命性方式对传统产业产生全面冲击。中国科学院白春礼院士将当前的主要技术进展归纳为信息科技、生命健康、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深空深海深地探测六个方面。而从具体产业发展的角度,全球独角兽企业可以视为一个观察新产业、新技术突破的窗口。在所有以技术创新为主要驱动力的独角兽企业中,明显具有主导驱动力,并将在下一步发展中可以起主要作用的技术群主要包括五大类(详见表二、表三):

一是新一代信息技术,目前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虚拟现实等领域仍旧是创新的热点,此外量子信息、第五代移动通信、物联网、区块链等新兴技术也在不断加快应用普及。这一系列新技术互为支撑、群体演变、加速突破,广泛应用,在自身带来巨大产业增量的同时,还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成为新一代的通用技术,引领数字经济新范式的到来,信息化、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日益成为所有产业发展的基点。

二是生物技术,合成生物学、基因编辑、脑科学、再生医学等技术正在从更为根本的角度解释生命的本质,并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健康、环境、能源、食物等方面的挑战提供以生物技术为基础的更高效、更低廉、更环保的解决方案。进而在生物产业内部形成以新药创制、基因技术应用服务,新型医疗器械制造、生物农业等为代表的不断加快发展的新增长点。

三是绿色技术,分布式发电、先进储能、能源互联网、高效燃料电池等技术正在推动一场能源革命,随着相关技术的不断成熟,核能、太阳能、风能、氢能等新型能源应用比例不断提升,汽车、轨道交通等领域的动力结构转型不断深化,低碳、清洁、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正在加速形成。四是先进制造技术,机器人、增材制造、数字孪生、工业互联网等技术正在全面推动制造业向智能化、服务化、绿色化转型,超材料、纳米材料、石墨烯等新材料又为制造创新提供了巨大的发展空间。新制造技术、新材料将成为新兴产业下一步创新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五是新空间开拓技术,近年来深空深海深地探测技术取得快速进展,直接带来了太空、海洋等空间的开发利用成本大幅下降,在新兴产业领域将外空、深海开发成为人类生存发展的新疆域已经成为一股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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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新时代的美好生活新需求重点体现在教育、医疗健康、养老、托育、家政、文化和旅游、体育等社会服务领域需求产生了新变化,需要利用新技术以更高效率,更好质量满足新兴需求。另一方面新兴需求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重要拉动力,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兴起,以数字文化、数字教育、数字医疗等为代表的战略性新兴服务业在不断涌现,通过实现创新发展与跨界融合,促进社会服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多元化、协同化,更好满足美好生活的新需求。

一是教育需求加速向全民学习、终身学习转化。需要利用“互联网+”、“人工智能+”加快构建更加开放灵活的教育体系,增强教育资源的全面性、可得性与针对性,以全面推动学习型社会建设。
二是康养需求对高效化、精准化提出更高要求。一方面要发展劳动力替代及增强技术,通过发展人工智能、服务机器人等新技术、新设备大幅提高供给效率。另一方面要提高老年服务科技化水平,利用精准医学、智慧社区等技术手段大幅提高供给质量。
三是文旅需求展现更加鲜明的时代性需求。数字化技术手段正在全面变革文旅产业体系,数字化的时代需要数字化的内容展现方式、需要数字化的渠道传播方式、需要数字化的供需交流互动方式,数字化技术已经成为促进文旅产业发展,实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不可或缺的一环。

四是体育需求进入融合创新发展新阶段。一方面持续加强大数据、物联网、生物监测等新技术在体育产业的实践与融合,不断创新服务模式,改善消费体验。另一方面“互联网+体育”极大丰富了体育产业传播途径和方式,加快催生基于互联网技术的体育产业融合发展新业态,激发市场活力,实现产业链条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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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推动战略性

新兴产业发展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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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建设的政策体系已经初步建立,下一步建议从两个方面丰富相关内容,形成完整政策体系。一方面是进一步完善集群建设体系。第一批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建设名单中所涉及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仅是目前产业领域的一半左右,其他如数字创意、新能源汽车等具备高度集群式发展倾向的领域都没有出现,这方面的工作还有待进一步拓展。另一方面是进一步完善集群考评机制。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目前尚未明确其进入退出机制。从进入机制看,《“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提出要建设一百个左右特色集群,因此下一步尚有较多发展空间。从退出机制看,国家级集群的建设应是一个长期过程,需要有退出机制来更好适应产业的发展变化。因此还需进一步明确相关机制才可以更好开展相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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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应对“十四五”时期内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重大挑战与重大机遇,建议结合我国具体发展基础和下一步重大发展需求,从三方面统筹出发,加大工作力度,推动创新驱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的实现:

一是“补短板”。国际竞争形势的变化使得我们必须高度重视自身的产业链中的核心短板,习总书记指出:“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 只有把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国防安全和其他安全”。针对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中的集成电路生产基础工艺与核心设备、高端功能材料等重点“卡脖子”领域,必须发挥举国体制优势,加大投入力度,集中攻关予以突破。
二是“促长板”。战略性新兴产业要想在我国国内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和国际产业竞争力提升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就必须要牢牢掌握住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也就必须加快形成能够在国际产业链体系中拥有制衡能力的重点“长板”,“十四五”期间要重点在第五代移动通信、人工智能、新能源、新能源汽车等我国已经具备一定竞争实力的领域,加强整体创新体系建设,在一批产业领域形成中国具备引领能力的产业标准与认证体系。
三是“强基础”。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需要体现其长期战略性,只有夯实产业基础能力才是产业市场长期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基础材料、基础工艺是整个产业发展的源头,只有打好基础,才能长远发展,始终保持立于潮头。为了保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长期发展能力,需在新材料、量子信息、可控核聚变等重点领域、重点技术方面长期持续投入,久久为功,以图长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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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时期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核心还是要营造一个适合当前产业发展阶段的发展环境,通过形成良好生态,进一步激发创新、鼓励创新,实现产业的健康快速发展。建议从三方面着手做好相关工作:

一是创建有利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的良好生态环境。进一步深化创新体制改革,破除有碍创新的各类障碍,加快突破新药审批、空域管理、数字产权确权等长期困扰产业发展的体制瓶颈,积极推行敏捷治理,参与式治理,形成包容审慎的适应性监管体系。
二是做好资源引导工作。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离不开资源的投入,一方面是要在基础研究等市场失灵领域进一步加大政府投入,争取形成颠覆性突破,加强战略性新兴产业战略性作用的发挥。另一方面建议进一步加大力度推进创新相关的减税降费工作,利用金融等市场化手段引导社会资源向创新领域集聚。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新兴领域提供充足支撑。
三是进一步做好以开放促进发展的相关工作。通过“引进来”与“走出去”并进,促进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与全球创新体系实现同步发展。一方面是要加大我国开放力度,建立与国际规则接轨的创新政策体系,扫除创新要素流动的制度障碍,通过更新工作居留等制度,为企业引入全球创新资源,尤其是引入国际人才创造便利条件。另一方面是加强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在全球数字贸易规则,平台经济治理等热点领域,从中国自身基础和现实情况出发,尽可能发动一带一路等国家,积极提出并践行中国解决方案,为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发展谋求更为有利的国际发展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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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加强体制机制改革,破除制约统一市场形成的障碍。加强政策研究,强化部门协同,积极推动制约全国统一市场形成的各种障碍,重点破除新技术新产品新服务的地方保护主义,打造公平竞争市场氛围。

二是制定释放新技术新产品需求的政策体系。配合供给侧高质量发展目标,制定基于供需协同发力的需求侧创新政策。鼓励政府和企事业单位采购新兴产业领域自主的新技术新服务,积极营造产品应用场景。通过更为有效的减税降费手段直接刺激新技术新产品消费。研究探索推动形成统一的消费积分交易平台。
三是加快推动新型消费发展。例如,加速5G网络建设和场景应用,完善配套新型基础设施布局,促进超高清视频、虚拟现实等新型消费发展,扩大电子商务、电子政务、网络教育、网络娱乐等方面消费,把在疫情防控中催生的新型消费培育壮大起来,加快释放新型消费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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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鼓励参与有关国际标准制定。鼓励支持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参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及其细分领域国际标准的制定,充分发挥企业在参与国际标准化活动中的作用,强化国际市场话语权和新兴产业发展引导力。广泛开展国际标准跟踪研究,加强国际和国内标准制修订工作的衔接以及国际与国内标准之间的协调。加强主要贸易国家和地区的标准信息收集与研究,深化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和体系建设,推进国家标准互认。加快推广我国优势产业标准,保持产业标准领域领先地位。

二是重点推动自主知识产权国际布局。大力发展重点产业知识产权联盟,鼓励研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和装备,鼓励布局和申报PCT国际专利。建立关键技术评估遴选机制,确保高价值专利海外充分布局。积极探索完善与国内产业和行业协会的信息沟通交流机制,利用多种信息渠道,及时掌握“走出去”过程中遇到的知识产权问题,鼓励知识产权联盟成立联合专利诉讼应对基金。
三是大力发展国际化服务机构。借鉴创新券模式,通过政府补贴服务费用等方式,发展一批高水平国际化中介服务机构,推动国际化的金融、人力、知识产权、会计、管理和咨询等服务发展,为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走出去提供高质量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