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来源于预言家游报 ,作者吴立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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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吴立湘(娱乐资本论创始人)

本文郭吉安亦有贡献


有一个段子说,“今天中概股大跌,上一次这样惊心动魄、历久弥新的大跌,好像还是在6天前和7天前。”


是的,距离摧毁了教培行业的“双减文件”的出台后,中概股已经迎来史上最强劲的3次大跌之一,投资人(尤其是海外投资人)呈现恐慌情绪,大呼“赶紧跑”。


本文思路成型于双减文件颁布后,等待的靴子就是一个针对文娱的管理文件或指导意见,但类似的文件没等来,等来的是明星行业清朗行动的成果,以及游戏行业的“鸦片论”的再度出现。


而文化娱乐领域,具有天然的意识形态效应,必然会遭遇更严格的监管。


2.4万亿产值、800-1000万就业规模的教培行业都能倾倒在即,千万不要觉得只有数千亿产值的娱乐产业就能too big to fail。


双减文件颁布后,是时候重新思考娱乐行业的社会价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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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梳理一下时间线


3月9日,史家胡同校长王欢开会时向大大提了两个热点问题:“校外培训广告满天飞,‘制造焦虑、贩卖焦虑’;‘学生沉迷网络游戏’”;


一、关于教培:


大大正式回应:“培训乱象,可以说是很难治理的顽瘴痼疾。家长们一方面都希望孩子身心健康,有个幸福的童年;另一方面唯恐孩子输在分数竞争的起跑线上。别的孩子都学那么多,咱们不学一下还行啊?于是争先恐后。这个问题还要继续解决。”


4月16日,市场传言新版《民促法》即将出台;


5月11日,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布,总和生育率为1.3,低于日本等传统老龄化国家。


5月21日,《双减》的指导方针曝光;


5月31日,政治局级别直接讨论三胎政策。


7月23日,《双减》落地,教培行业全线崩盘。


二、关于网络乱象:


大大正式回应:“不仅是沉迷网络游戏的问题,网络上还有很多污七八糟的东西,未成年人心理发育不成熟,容易受到不良影响。这些问题属于社会性问题,需要社会各方面、各有关部门共同努力,研究解决。”


5月20日,腾讯强调未成年防沉迷和各种娱乐APP的青少年开关会加快进度开发,随后新版防沉迷系统陆续上线;


5月25日,七部门联合发布《网络直播营销管理办法(试行)》,开始监管直播带货行业;


6月15日,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饭圈’乱象整治”专项行动;


7月17日,吴亦凡事件在全网发酵,此后各方品牌迅速解约;


7月22日,时隔四日,平安朝阳官宣初步调查结果


7月31日,吴亦凡正式被官宣刑拘。


8月2日,中央宣传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国文联、中国作协五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强新时代文艺评论工作的指导意见》。新闻联播宣布清朗行动阶段性成果,已累计清理负面有害信息15万余条,处置违规账号4000余个,关闭问题群组1300余个。中国电影家协会、中国音乐家协会、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和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就吴亦凡事件发声。


8月3日,经济参考报发文直指游戏行业:《“精神鸦片”竟长成数千亿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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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行动背后,我们统一看到了什么?


从去年下半年开始,我们就看到了一系列的严管措施出台,即有针对互联网行业的,也有针对反垄断的,还有上市数据安全的。最近则多了灵活用工企业、教培行业和娱乐行业,这背后有什么规律吗?


其中纵观近几年的经济政策、行业政策、社会政策,可以发现它并不是西方式“AB5”或“395”一类的法案,即没有那么复杂的立法流程,也不需要花费时间在反复的族群争议讨论之中。我国这些政策最后看都是政治性的,背后有一整套的伦理、逻辑、价值观、目标作为支撑。


而且我们可以注意到,监管的思路是通过制定规则去建立、塑造某种价值观。监管或法规就是确立、维护价值观的手段,但他们绝对不是目的。


比如说我们看教培行业,近期《双减》这样堪称行业毁灭级别的文件出台,不少人就提到其实早在2018年大大就已经提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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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到,领导人多次提到教培机构以“应试”为导向,增加了学生的课外负担,增加了家庭的经济负担。而教育作为一个非常核心的社会资源,对于维护社会稳定、促进共同富裕有重要的意义。而且教培行业除了会拉大受教育者的不平等,还有明显的消费挤出效应、是人口少子化的重要因素。


我们可以明显感受到,如果说西方政府是协商甚至争吵不断的社区制,我国政府则是“大家长”模式,它承担寻找共识、建立共识、将社会推向它所认可的更好方向的伦理职责。有不少评论员就认为它在主动告诉国民什么是更好的实践,更好的标准。为此,它会采用它认为必要的“干预”手段去影响社会、团体与个人的行为。


西方很多人认为我国政府各项政策的出台是要“维护统治”,这完全是BBC式的偏见,实际上通过领导人各项发言(甚至是古早时期的发言),我们完全可以发现这些治理与监管是有明确的价值观目标。


不少人认为,在这个过程中,法律是手段,行业是局部利益,比如2.4万亿产值、800-1000万就业规模的教培行业;比如说房住不炒的执行,牺牲了我国大量依靠卖地收入的地方政府的利益;这样的代价既然都能接受,那么其他几个行业自然也是可以的。


那么回到娱乐(包括游戏在内)行业,数千亿的规模产值固然重要,但另一方面似乎也并不重要。


尤其是过去几年中国与美国乃至整个外部环境的政治分野,意识形态就变得分外重要。


其实绝大多数娱乐行业从业者都已经看明白了,当下,涉及思想、文化的内容发布,是需要配合、契合、顺应、支持中国主流政治秩序与意识形态的,绝对不能越过边界。甚至这个边界,应该要比前几年想象中的,更靠内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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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具体的双减文件。我们看到了什么?


虽然房地产行业有“713新政”、有各地的限卖政策、有三道红线以及提高二套贷等手段,但明显其思路还是保持这个行业的软着陆,维持土拍市场的稳定,不想伤筋动骨。


但我们仔细分析双减文件(全文为《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就可以发现当国家要严管一个行业时,它究竟可以严格到什么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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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由容易到难看,并对比一下文娱行业,尤其是监管重中之重的明星经纪领域


1.严控资本,一律不得上市融资,严禁上市公司投资教培企业,外资不许参与


其实这一点在文化领域已经有不少苗头了,早从2016年开始,证监会就多次发布指示强调不许跨界并购,2018年,影视公司A股IPO数为零,一大批上市公司股价断崖式下坠,创始人、大股东多年经营一朝被“扫地出门”。到了2019年更是发布“再融资30条”,其中提到“募集资金应服务于实体经济,原则上不得跨界投资影视或游戏”。


至于明星经纪领域,自从2017证监会对赵薇处罚禁令后,明星资本化已经臭名昭著。步入2019年后,财政部与高层人士提议商誉计提由减值改成逐年摊销,这一“政策预期”直接促使明星资本化模式哑火。这种从资本端入手的管控,就此杜绝了行业中使用多年的影视公司收购空壳公司,采用业绩对赌拉高市值的操作。


2.严格审批,一方面不批新的,另一方面现有机构全部改为非营利性


这个在影视公司层面,一直有各种发行许可证和制作许可证。在内容层面,也有龙标和游戏版号或者各种备案号,所以业内早已适应。


但其中有一类独特的偶像类综艺,我们可以看到国家在2019年因粉丝集资等事件对这一类型节目乃至整个综艺市场进行严控,严禁未成年人参与选秀类节目,这也直接导致两大平台的同类型节目改头换面,在赛制、选手端都进行了多次调整。到了今年的暑期清朗专项运动中,国家明确严控偶像节目投票环节,这不仅从根本上影响了偶像节目的核心吸粉模式,也动摇了其整体商业模型。


至于舆论中心的偶像明星,既然之前总局能指导行业协会出台控制“天价”片酬的行业自律公约,那么之后明星行业是否会出现什么演员资格评价委员会,然后明星偶像需要持证上岗的情况,也是有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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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不得虚假营销、不能做广告


对于文娱行业而言,营销几乎是一个作品最重要的方面之一。因为文娱作品也有市场化和主旋律化之分,本身承载了一部分的宣传功能,或许很难一刀切。


但对于明星经纪行业而言,面临的挑战就会更为直接。我们看到这一次“清朗·‘饭圈’乱象整治”行动背后,核心治理的是超话、群组等互联网聚集平台,据悉接下来网信办还会进一步督促网站平台取消诱导粉丝应援打榜的产品功能,这也均在动摇偶像产业后端的粉丝运维逻辑。


那么按照这一套逻辑线,背后会否取消明星及相关条目上热搜的资格、严控明星代言的资格和要求、甚至一刀切的要求明星形象不许出现在广告中、要求未成年账户不许关注或弹出明星相关新闻,都是拟合教培行业的管理策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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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乐行业的价值重塑


在外部环境几乎是明牌的当下,娱乐行业的社会价值,或者它在政府眼中的作用,究竟在什么地方,就成为我们当下最应该深思的问题。


让我们再把视线拉回到领导人讲话,尤其是关于文娱行业的讲话,我们注意到有“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的要求,认为“爱国主义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并提到了柳青、贾大山等现当代代表。


这个爱国主义,明面上的理解自然可以从弘扬“京剧、民乐、书法、国画”等传统文化角度出发,也可以按其要求理解为文化软实力,是文化输入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之前领导有特意强调文艺工作者应该“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同时,他也提到“社会上还有许多不如人意之处、还存在一些丑恶现象。对这些现象不是不要反映,而是要解决好如何反映的问题……应该用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观照现实生活,用光明驱散黑暗,用美善战胜丑恶,让人们看到美好、看到希望、看到梦想就在前方。”


从这里着眼,或许娱乐行业从业者可以放心,这个行业的社会价值、宣传(无论内外)价值一直是被肯定的,它不可能像教培行业那样一朝崩塌。至于游戏行业,游戏作为文艺作品的一个子集,自然也可以承担以上的所有功能。需要强调的是,游戏和影视同时还是云计算、图形智能、动作捕捉等前沿科技的集中应用,对于我国的硬科技和芯片发展都有好处。


所以今天我们也看到五部门联合表态需要“关于加强新时代文艺评论工作”,反对刷分控评等不良现象,开展网络算法推荐综合治理,不给错误内容提供传播渠道。


在这个逻辑推演下,我们也可以发现,一直处于风口浪尖的明星,也并不意味着道德败坏、为富不仁,无论是近期明星带头捐助洪灾的公益行为,还是其粉丝多次集体出征网络,都被《新闻联播》和团中央的账号所表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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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从官媒的某些评论中,我们可以看到其非常看重明星的引导效应和粉丝背后的集体主义,无论是每年的春晚唱红歌还是《开学第一课》里让偶像念红色篇章,也都是这样的价值体现。


基于这样的思考,我们娱乐资本论近期也推出了一系列文章,从红色影视剧,到红色剧本杀红色音乐剧红色桌游,在这些研究过程中,我们发现了娱乐行业和这个时代共振的机会,甚至一些新的市场空间的出现,都足以证明,娱乐行业的社会价值的重塑是有迹可循的。


当然这其中也有些需要额外注意的地方:

1.所有文艺作品(含游戏)的价值观导向会是评估的最重要准则。

2.对明星行业而言,道德水准和示范性作用会被拉高到前所未有的重要性上,这不仅包括其自身,也包括对其粉群的控制和引导。

3.未成年保护等会是重要红线,原本大家熟悉的一套娱乐产品运作逻辑会迎来重新制定


所以回到最开头的话题,教培行业的摧毁式监管到底对娱乐行业从业者有哪些警示。


或许于我们娱乐资本论而言,更多还是希望提醒一个“底线思维”,也是考虑到唯物辩证法的质量互变规律,希望大家“从坏处准备”和“争最好结果”。


在这个过程中,或许有些资本感受到了不确定性而选择离去(就如同今天股市,资本的疯狂卖票),或者有些搅局者因为不安而选择离开,但请你们记住:


在这个状态下,仍然有人还能保持初心,或许这样的人,才真正适合娱乐行业,适合这个潮起潮落的新时代。


(本文时间线部分有参考月风—投资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