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笔者十年前撰写的报告，今天之所以翻出来重新发表，是因为针对现行的大健康产业仍有现实的指导意义！并且为了尊重笔者当时的构文环境和思想意识，现不作任何修改按原文登载:

医改问题不仅是当前一个社会难点问题，也将是关乎到国计民的大事。故现已引起党中央和政府的高度重视，这是举国上下民众期望已久也毋疑是21世纪我国政府必须殛待要解决的大事之一。然而，医改问题却是个纷繁复杂的问题，是个一时难以速决的问题。有许多仁人志士就针对当前存在的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等医患双方关系不良这一矛盾凸现的焦点，大多归咎于药价虚高，小病大看，以及各职能部门监管协同不力等缘由上来。但笔者认为这种对存在于医改中出现的矛盾的认识，也仅是只认识到了这个矛盾产生的一个方面，亦即是这一矛盾的次要方面，而不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更不是这一矛盾产生的主要的、根本的原因。

而其根本的原因即矛盾的主要方面应是:在医疗卫生事业发展进程中，国家医政对医疗体系的设立与扶持方面近多年来的严重倾斜和忽略了医学具有社会属性的重要法则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放任了西医学模式因其自身固有的局限性、片面性、被动性而不自觉的背离了医疗卫生事业的防治并举的基本原则，逐渐形成了对疾病的认识上重治疏防的被动态势;对民众健康知识的教育普及缺乏重视与指导，使民众在行使健康权益方面和参与医治活动过程中出现了左倾或右倾两种错误倾向，最终导致成了失治或误治尤其是药源性的损害更是司空见惯，而这些因失治或误治尤其是药源性的损害也是医疗费用呈跳跃式递增的另一种原因;医风医德的建设没有像全国党员先进性教育一样深入开展，各级医院存在有部分医生诊疗水平的严重缺陷和医德欠佳的现象，尤其是混杂在这支队伍中的少数害群之马更是损害了白衣天使的形象等。

上述这些问题的存在才是医改问题中不应忽视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据此在医改过程中，应该遵循“溯源澄流，防重于治”这一思路(方向)来进行。而这里的“溯源”就是要解决笔者所列举的上述那些矛盾的存在;“澄流”就是前面所提到的药价虚高，小病大看，以及各职能部门监管协同不力等问题。“防重于治”这里是指两个方面:一是国家有关部门应尽早尽快注重对全民健康知识的正确认识的普及教育与宣传;二是加强医德医风的行业建设让广大医务工作者以德艺双馨为典范，重炼医德医术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良好的价值观。而这两个方面的建设与落实无疑是将能有效的防止和阻止医源性和药源性对民众机体的严重损害，是降低医疗费用缓解医疗经济和解决民众看病难问题的一个重要方法和途径之一。

一、在医疗事业发展进程中，国家医改对医疗体系的设立与扶持方面近多年来的严重倾斜和忽略了医学具有社会属性的重要法则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放任了西医学模式因其自身固有的局限性、片面性、被动性而不自觉的背离了医疗卫生事业的防治并举的基本原则，逐渐形成了对疾病的认识上重治疏防的被动态势

西医药传入中国后，尤其是建国以来国家医政把西医药放到了主导地位，而忽略了中医药事业的发展，这无论是从全国民众治病疗疾以西医药为主要治疗手段来看，还是就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防治措施来说，皆不难看出存在明显的顾此偏彼的倾向。殊不知，虽然西方医药学注重的生物学模式对现代医学的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其采用预防接种、杀菌灭种和抗菌药物三个主要武器，仅用几十年的时间就使急、慢性传染病和寄生虫病的发病率和病死率明显下降。它的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但是，随着社会发展和医学自身的进步，生物学模式所固有的片面性越来越明显，尤其是在21世纪的时代，由于社会公众的医疗保健发生了变化，保健强身成了社会风尚，而传统西药因其副作用不能作保健品长期服用了，更重要的是，在慢性病、疑难杂病成为健康主要问题的时候，它就越发显的无能为力。生物医学从病因、宿主和环境三方面研究疾病和健康，但出发点是纯生物学角度，即病因仅强调生物病因，宿主仅从生理和病理学角度考虑，环境仅重视自然环境的改变，分析问题多用微观分析方法，但医学是有社会属性的，是与时俱进的，现代社会使人们越来越多地离开田园生活，进入工业和服务行业，紧张的环境，激烈的竞争，加快的工作节奏，使人们更易患精神心理性疾病。美国家庭医学会估计60%的就诊病人与精神心里应激有关。应激又反过来产生有害的生活方式，如酗酒、酗烟、饮食不节、消极情绪或匆忙慌乱，这些也促进肿瘤和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对于这些症状与疾病，西医药学的诊断及医疗已力不从心，鞭长莫及了！相对而言，传承了几千年的中医药之所以有非凡的生命力，其根本原因在于它具有其它医学体系所不具有的(简、便、廉、验)实用性、(知微见著的)能动性、(环境-形神·医学模式的)前瞻性、(原始病因与继发病因因果可互为转换的)动态观。而这些特有的、积极的、科学的特性，皆涵概在该医学体系中“治末病”这一具体的意识形态与临床验证效著之中，尤其是它的能动性和动态观不仅揭示出在疾病的发生发展中，致病因素作用于人体，使人体发生病理性改变，并产生某些病理产物，在一定条件下，这些病理产物(如:水湿痰饮、瘀血、结石、增生等等)，又可能作为一种致病因素直接或问接作用于人体某些脏腑组织器官，导致脏腑组织功能失调而引起新的病理变化，形成各种新的复杂的证侯。那么从而就提示并要求医者在辨析复合证候尤其是在区分某些多级复合证的各个子项证候之主次时，绝不可被症状表现的明显与否所左右，因为尽管是临床十分突出的”显证”也并非是全部都是该复合证的主流所在，反之，有时在多级复合证中起主观作用或决定作用的或即将发挥主导作用的证候都是目前症状尚不明显或并不十分突出的隐证或半隐证。所以，在进行多级复合证的本证辨析时，必须注意在明显的证候方面，还可能潜存着更为重要的，但因其症状目前尚不明显，表现还不突出而易被医者所忽略的某种潜隐性证候；二是它同时还揭示出了疾病发展过程中，其有固定的阶段性，并在一定程度上提示可能出现的定向演进或易趋性，从而使医者及时考虑采取”先安未受邪之地”等预防性或阻断性治疗措施，以尽可能地阻止或减少了各种严重性的继发性证候。那么，如果把发展中医药事业纳入到重要的机制和轨道上来，充分地把中医药”治未病”这一观念转化到现实防病救治尤其是”医改”的实践中，在一定程度上将也是医改顺利完成的一件有利法宝，因为该医学体系的实用性、能动性、前瞻性和动态观这些独特的优势因素，在客观上已形成了历史与现实的对应，中医药的发展与人类健康的保障层面关系将更加贴近，中医药的发展也将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事！二、对民众健康知识的教育普及缺乏重视与指导，使民众在行使健康权益方面和参与医治活动过程中出现了左倾或右倾两种错误倾向，形成了失治或误治尤其是药源性的损害更是司空见惯，而这些因失治或误治尤其是药源性的损害也是医疗费用呈跳跃式递增的另一种原因。

编者按：中国的医改，必须从中国国情出发。“医改的结果不能造成医院越盖越多、病人越来越多、医疗花费越来越高，而是要坚持预防为主的方针，更加注重‘防重于治’的原则。从以治病为主，转向未病防病，是目前医学界的一个转型趋势，这种趋势与中医讲求的“治未病”理念相契合。《皇帝内经》中有句名言叫‘圣医不治已病治未病“。现今社会必须加强中医药体系建设、强化发展中医药预防保健服务产业，让中医药积极参与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改革，发挥中医药独特优势，对于中医药工作发展完全符合我国的现实国情和卫生事业。

　　杨俊耀先生意在培养的其学术传承人张慧宇(其爱女)

　　作者简介：

杨俊耀，现任山西运城杨氏中医肾病研究所所长，毕生投身在中医事业当中，他有精湛的医术和悲天悯人的情怀，在行医过程中体现自我价值的实现，他是中医理论的传承者也是革故鼎新者，敢于去挑战权威，开拓创新，他用他的精神和行为诠释了新一代医者的风范。

杨俊耀的学术理念受到了极大的肯定。2005年8月被聘为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首席专家；2005年受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有关部门的派遣作为中国中医学代表到东南亚诸国及地区进行讲学与临床技术指导；2006年7月被聘为《中华中西医临床杂志》第二届编委；2007年7月被聘为卫生部全国卫生产企业管理协会《中国卫生产业大典》编委；2008年8月当选为中国医师协会全国”治未病”讲师团讲师；2009年11月被国家医学教育发展中心聘任为《中国医学临床技术新进展》学术顾问；2009年4月当选为全国名医理事会副理事长；2009年12月经中国国际医师协会专家委员会初审和复审合格，被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破格提升为主任中医师；2010年10月受中央电视台之邀做客央视华人会客厅中华名医栏目；2011年3月当选为运城市健康教育协会常务理事；2011年8月做客央视养生频道《名家.精英》高端对话访谈栏目；2011年8月所创办的杨氏中医肾病研究所被运城市人民政府命名为医疗卫生行业十大品牌单位；2013年8月16日杨俊耀先生 受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领导和上海中医药大学校长推荐与委托正式担任《中国中医药年鉴》(学术卷)的编委；2013年11月受邀参加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第十届中国科学家论坛盛会。其学术论文《CRＦ应选择中医治疗》入选《创新驱动中国梦一第十届中国科学论坛成果荟萃》；2016年3月被增聘为中央机关老干部健康顾问团首席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