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的朋友圈让《人物》杂志一篇《惊惶庞麦郎》刷屏了。由此引申的讨论，也趋于两极。

捧的说稿子挖掘了大量猛料，落笔也勾勒出真实的庞麦郎。骂的，大体用四个字概括，“以笔杀人”。

说实话，第一遍读完，我的感受也比较矛盾。一方面能看到记者采访时的用心和努力、写作上的精明和技巧。另一方面，却有一种直感：作者的年纪应该很轻，人生想必还很顺利。

后来相识的朋友告诉我，作者是94年的女生，忽然有点理解。和作者并不相识，不好妄下判断，还是说回稿子。

很多评论说，作者在文中抖落庞麦郎的诸多反常，充斥着一种“优越感”。有些将这种“优越感”归因于社会阶层，有些则说是文化知识的差距。我觉得还不准确，未必是“优越感”，而是一种对立感。自始至终，作者和庞麦郎保持着明确的心理距离。

虽然前往庞麦郎寄居的旅馆，细致地观察、描写“食物腐烂、被单潮湿”，“透明的皮屑、指甲、碎头发和花生皮”，让人觉得，作者是认真且费心的。而有一些段落，比如“女服务员正在把旧床单扯下来，一抖，毛发、皮屑泼泼洒洒散在空气里。他起身，冲水，马桶剧烈抖动。”则让人觉得，一个女生，为了采写，也是蛮拼的。

这是真心的表扬。但看到下面的引文，我心里不太舒服。

他指着《人物》记者笔记本电脑上台湾地图的最上端，为自己作证，“这是基隆，我就在这长大。”“那是台北。”“哦……那我是在台南长大的。”他快速虚指了一下，然后用力按了屏幕几下，想关掉页面，但失败了——他误认为这是可触摸屏。

然后突然火了，摔了电脑，机身边缘被磕出一个小坑。“这就是你采访大明星的态度？你是查户口的吗？”

不舒服不是因为笔记本电脑摔了，觉得肉痛。而是因为，台湾地图是几个意思。作者在文章里多次提到庞麦郎说自己是台湾人，事先想必也做过功课。如果笔记本电脑上的“台湾地图”也是采访的准备，这鱼钓得，脱离了采访的本意。

我知道，太多记者前辈会说，撬开采访对象的口有太多技巧和方法。甚至有一些，还会祭出公共利益的旗帜。但我总坚持，手段不正确，则目的无意义。何况，庞麦郎的荒诞与否，除了满足公众的好奇心，还有哪些和公共利益直接挂钩？

这篇稿子中间，很多料此前听人传过，但未经证实。比如庞麦郎的音乐水准，比如商业运作。作者帮助证实了，这是很好的素材。

除此之外，这不是一篇足够客观的报道，因为作者和庞麦郎都没有进入一个沟通的状态。我相信作者关乎庞麦郎的一切描述都是真实的，但那种自卑、粗鲁乃至胡言乱语，一定不是庞麦郎的全部。或者说，“惊惶庞麦郎”，其实是他面对媒体时的样子。

之于庞麦郎这样的采访对象，要进入其内心世界固然很难。但写出其中一面，就大量铺陈、强调，也失之偏颇。《惊惶庞麦郎》有些急于证明庞麦郎是一个自卑、古怪甚至有精神问题的人，并希望通过他身上的特质、举止，映射当下中国小镇青年的荒诞现实。

问题是，除了窥斑见豹的作者见闻，外围的采访是否充分？和庞麦郎是否有过多次联系的努力？究竟有哪些原因令庞麦郎，或者庞麦郎们，变成现在这样？

关于这些，稿子里并无充分展现。那么，满足读者的好奇心之后，这篇稿子还有哪些“剩余价值”？

如果只让读者看到庞麦郎的“病”，为“病症”的冲突和乖谬所吸引，而忽视了致病的根由，只能说，稿子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

知乎的magasa举了何伟的例子：“他特别厉害的一个地方，是让细节自己说话，而不是走出来代替细节说话。（《惊惶庞麦郎》）这篇报道有些地方就让人觉得，作者非常主观地希望诠释那些细节——结论我已经有了，细节只是我找来的证据。但我们读何伟的文章就不会有这种感觉，细节都在那里，可结论需要你自己去总结。”

当然，这些只是纯理论层面的探讨。换我去采访庞麦郎，估计会比作者做得差。但我总觉得，对采访对象的尊重，对复杂背景的剖析，对纷繁表象的宽容，背后，是对世界的理解和温存。这不是一个虚无的道德问题，而是每个人都可能的经历。

所以我会说，作者应该还年轻。而从这篇稿子呈现的写作技巧和天赋来看，成长的美好，也十分可期。

今天看到一篇《一个消费精神病人的社会是可耻的》。帽子扣得太大。但任何时刻，嘲笑庞麦郎都是容易的，而理解庞麦郎，则太过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