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处于中国西南腹地的家乡重庆，到成都、远洋的伦敦，再到贵州黔东南的丰登村，这场由艺术家Weiyi Chen陈唯伊不断探索、尝试的艺术游猎，一直徐徐展开，不断丰富。因漫游而激发对自我的反思和探索，驻地实践创作在这个过程中成为了行之有效的承载媒介，既是感知的投射、创作的纤维艺术作品，也是真实的生活。

艺术家Weiyi Chen陈唯伊的纺织品学习背景带给了她对于事物的构成、拆解、重组的不同理解，而在地理空间的漫游中，则重新反思了自身的观念与行为，通过创作作品凝练个人经验与变化。她两度深入贵州的侗族村庄，这个她在本科阶段就知晓的母系少数民族，在大山深处的丰登村与许多当地以纺织为生的女性共同生活、生产，创作自己的作品。

驻地创作的意义便在于此，走向地缘，也走回了头脑深处的情感。恋地情结( Topophilia )这一词汇的创作，恰意味着人、地、事、境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人与地之间必然的深刻联结。在属于互联网与数字游民的时代，原本作为一切的基础的肉身实践，也成为了方法之一，但它的能量不可否认——在这个以地理为纽带、以身体为工具、以思想为动力的过程中，Weiyi Chen陈唯伊尝试着一种自我的重新筑垒，从反思传统社会的某种共识与刻板印象、到对现状的认识，再到自身母女关系的理解，乃至对女性群体的再看见。身体实践在她的创作中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正如西尔维娅·费代里奇（Silvia Federici）曾在《超越身体边界》一书中写下，“没有一种文化实践不是首先应用于身体的。身体是我们与世界接触的首要场所和我们的首要保卫对象。”

悬而未决的本质

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之后，人人都知道，要到别处去。此时此地的问题必将在别处找到答案，要有方向、引导，按图索骥。陈唯伊循着自己的记忆，走入了一个属于女性的天地。深入贵州的侗族自治区域，多山的地貌如同布幅上连绵的褶皱，丰登村就藏在贵州东南部的褶裥之中。陈唯伊在此地专注于学习侗布的制作工艺与染织技法，同时结合自身的艺术实践进行创作，锚定坐标，并彼此连线。如同在精神洞穴的迷宫中投下一枚线索，走向出口的线迹关乎想象力、关乎机缘、也关乎表达的方式，但最紧要的，是面对内心深处难以解决的问题的勇气，对自己持续发问，同时探索各种各样的途径，彼此回绕、回应，抵达解答。

——困扰着艺术家的究极议题，不仅是关于女性的、在地的、生产与创造的供需关系的，也是关于自我观省的。陈唯伊表达着：“我想探索的，是我妈妈塑造我的这个过程，这是项目的起点。我妈妈是个非常典型的独立女性，她一个人抚养我长大，不依附于任何人。也许因为这样的原因，她的表达经常是非常绝对和强势的。另一方面，我也承担着她的情绪压力，我们现在的关系和小时候的关系的差别，其实是非常大的。”探究的热情也必然来自于她对母女关系的反思，人是环境的产物，在创作发散的过程之中不断投射着着原境的深刻影响，在这个意义上，创作几乎等同于一种本能。

法国哲学家埃莱娜•西苏（Hélène Cixous,）这样看待这个最令人关切的原生母题，“女性与母亲的充满甜蜜和暴力的关系从未切断，正如她与童年的关系一样”，心理学家路易丝·冯·法兰兹（Louise von Franz）则在关注内心世界的心理分析中写道：“个体化历程，是个体所依附的内在成长历程。痛点必须被掀开，同时也必须受折磨，唯有透过那样的方式才能更成熟。”

一切必回溯到最初的地方，高举起内心悬而未决的疑惑。

身体、意识与自我延伸

陈唯伊自2021年起便开始研究天然染色和手织布，进行自己的艺术项目的同时，思考如何进行更加可持续性的创造方式，她以各种方式更加深入地通过调研与实践发展自己的灵感，类似于阿尔法狗（AlphaGo）的方式，吸收大量的资料后，再进行自己的想象与生成，用她的话来说，“现在我慢下来了，我的艺术作品不再用市场上买回来的面料制作，减少了对商业工具的依赖。很多事情要从源头开始，自己动手做，做出来的东西更加扎实、更经得起观看与讨论了。”

在这样的思考下，几年前曾经短暂接触过的“侗布”再次进入了Weiyi Chen陈唯伊的视线，她通过朋友联系到了大学毕业后回到丰登侗寨创办了“倚山人”工作坊的杨成兰。回到丰登村后，杨成兰开始自己种植棉花、板蓝根等染线的原材料，用不到30平的烂猪圈改造成了第一间工作室，去几百公里外的偏远山寨里寻到了织布机，召回当年的织娘。侗族同胞所穿的传统服饰大多是自己织布、染色、制衣，“侗布”最为出名，其中那些靛染的、表面经过特殊处理而呈现似金属发光一样色泽的称为“亮布”或“蛋浆布”，最初就是这样的布料吸引了陈唯伊。

而这一次的驻地实践，也是联络到了杨成兰的工作室后所展开的。起初，还在伦敦时，Weiyi Chen陈唯伊开始尝试进行了一部分以此为材，以母亲为主题的创作。而真正到达丰登村后，一切比她想象中来得更加出乎意料。

丰登侗寨的村落与建筑依山而建，远离城市，山风更冷冽。第一天，她就重感冒了，这场感冒持续到了接近驻地实验快结束的时间，一开始，她几乎怀疑自己是作为不速之客，正在被自然的力量所驱赶。前几天里，她观察着织娘们的劳作，希望尽快能融入她们的节奏——“从早上开始，我就能听到姐姐们‘咚咚咚’锤布的声音，做侗布之前需要用木锤把纤维锤得很平整，每天早上我都是被这种声音吵醒的；她们每个人的手因为接触了板蓝根、薯莨等染料，每天都是不同的颜色；整个白天她们都不怎么看手机，每天都在做着手工活，织布染布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重复性的过程。”

在几天的观察下，一些无意识的绘画和实验开始了。很多图形与图案的构成方式如河流般奔涌、浮现，完成后，Weiyi Chen陈唯伊重新观看的时候想到，“我发现这种无意识的创作是来自于环境的影响——这里如同一片净土，当地的生态河流、炊烟升起、姐姐们每天都在重复捻线画圆的动作，同时那种流动的线条也非常像人体的躯干，描绘着一个属于女性的宇宙。”传统的蓝染工艺让她想到了生命，“每天都要在染缸里放新鲜的植物或者益生菌来养护，可以根据颜色或者流动的状态判断它今天是否疲劳，还能不能继续染色，就像人一样，需要休息，具有生命力。”

第六天开始，Weiyi Chen陈唯伊进入了高强度的实验创作中，“一段时间的观察后，我开始想我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作品，希望有一个突破口能破开这种传统劳作的秩序——所以最后做了这样一块布，不是一块通俗意义上完美的布，而是一块有很多间隙的、布边有凹凸、未完成态的布，我想要进行一种反叛，逆于她们被要求的标准——但是好像也改变不了她们。”做一块布的工序很复杂，先要花上三天理线、整线、整经，“带去染色时，需要两个人的动作彼此配合，我们心里都很紧张，就像在刀尖上跳舞。”穿线后，开始使用一台传了很多世代的古老织布机开始日夜赶工造布，这块布直到离开前才完成。过程中，她感受到了一种对身体的限制和磨损，“做完这块布之后我的腰很疼，虽然当地的女性偏矮，机器的高度更适合她们，但实际上这样的机器仍然是非常不符合人体工学的，但却在当地用了上百年。”

在面对Weiyi Chen陈唯伊所创作的完全不适合裁剪传统侗族成衣的布的时候，织娘姐姐们“非常包容和开放，很开心地觉得原来她们的布和线还能做出这样的东西。对于她们来说，虽然织布有传统标准，但如果能被更多人接受和更新、改变是非常有趣的，她们心里也不希望停滞。”同时，更加丰富的尝试也在进行。与染靛蓝色不同，使用薯莨染棕红色需要经过几次染色和日晒才能呈现颜色，“我在路上捡到了一些圆形的石头，用线缠绕扎进布里，很映衬我当时紧绷绷的感受，每天早上我会先去草地把布捡回来，再染一遍色，中午的时候也要再染一遍，如此反复。”

不同于受限于强调时尚秀场表现力与服用性需求的时装设计，在纤维艺术的创作中，Weiyi Chen陈唯伊将重点转向了对外界的觉察，拥抱本真事物，用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解读他人创作的方式来说，“消除先入之见，努力设身处地成为对方的同事和同伙。尽可能敞开胸怀，沉浸其中。”使得作品之外的体验与思考，将她带到了新的方向，转而更加关注不同女性的处境。

她们的语言，存与续

“不把他者生活当作猎奇之用。”同样是伍尔夫对自我的要求，“而应当作为爱、好奇、尊重和理解的‘你’来书写。”

利润为先的工业化生产，令赖以传承的技艺走向寂灭的边缘，数字岛屿上筑起了更多信息茧房，曾创造工具的我们正在被工具重塑。携带身心与头脑，走回丰登侗寨，Weiyi Chen陈唯伊到达一个想象中的女性天地，与在山间侗寨生活的母系氏族的织娘们对话，共同捶打棉线、梳棉为经，伏低身体与脖颈以织作，世界的节奏捶打的声响中变得缓和。

一块布由线的经纬交错而成。那线从哪里来？不是辅料市场和网上购物，而是始于人工采棉、经过原始的弹棉花工具梳理棉纤维、为纺线做准备棉片到手摇纺车织绵为线，再到碱水熬煮、清洗晾晒后上浆制作，过程环环相扣、紧密细致。织娘们奔忙其中，既是主体，也是生产的必要条件，这样文化背景复杂却自然而然的侗寨图景，带来了一种刺点（Punctum）式的冲击，集体社会性和共享性的日常，在驻地项目的体验中，也是个体性的、私人的、情感震颤的。

Weiyi Chen陈唯伊发现丰登村几乎没有男性的身影，得知“很多男性都离开村庄了去大城市打工了，但是大部分女性都留了下来，无法离开。因为在她们小时候，上一辈教育她们——作为女性，必须要会纺织、缝衣服，这样才能嫁出去。”侗族社会把评价女红技艺当作评价女性能力、美德的重要筹码。赋予了侗族女性主权与经济地位、强调了母系氏族脉络的纺织文化，同样也成为了是她们无法离开的枷锁。弗朗索瓦·德奥本（Françoise d’Eaubonne）在《女性主义或死亡》（Le Féminisme ou la Mort）一书中提出“生态女性主义”（Ecological féminisme）一词，对抗和弱化人类中心和男性中心主义，强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及环境正义。但另一方面，女性的母职或能力是否必然与此产生联系？哲学家约翰·斯图尔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意识到不同职能所带给人的幸福感必然有高低之分，他提到，“尽管社会公认女性应该接受她们的‘天然职业’，但女性中并没有多少人乐于接受所谓符合她们的自然条件。”许多职业并不对女性开放，在现存制度的牵制下，她们无可挑选。萨特在分析“自欺”(bad faith)时，同样给出了能让我们更加理解侗族女性的处境的观点：“公众要求她们通过特殊的工作形式展演女性特质，将一个女人禁锢在‘她本该如此’的形貌中。”构成侗布纤维的一端，轻盈、自由地延展，另一端则是牢牢固定，动弹不得的。

作为母系社会的现代档案，侗族经历了漫长的原始氏族、部落社会时期，直至现代仍然保留原始氏族社会遗风，把“萨岁”作为至高无上的女始祖。在父权文化尽可能被弱化的情景下，侗布一直以来的固定样态与生产环节意味着，侗族女性的创造力并没有得到更多的培养和发挥，她们的自主性和话语权只是相对的。这也成为了Weiyi Chen陈唯伊的困惑，没有选择的选择，是否仍是选择？

女性主体性在侗族传统纺织业的循环经济模式下，仍然受到了局限。当地无法形成成熟的产业链，与现代社会的服装生产达到更好的交互，创造更多的利润价值以展开发展的可能性，自然态反而成为了最大的障碍。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心理学介入了劳动场所，完善“人——机器”的构造，使人的自然身体被视为劳动力。由工业革命所为纺织业带了的巨大发展，加速了这种异化，同时也使得传统纺织的价值，在服装行业中被逐渐边缘化，加速剥夺了传统纺织中个体的创造性和自主性。

对于Weiyi Chen陈唯伊来说，女性理解在某种程度上正实现着女性语言的存与续，在字里行间和经纬交错中，持续的创作令女性的思想能够彼此交织、流动。走入丰登村，不仅意味着创作，还意味着揭开真实生活的更多可能性。